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
在1970年所著的《性政治》一书中
批判父权制、一夫一妻制和浪漫之爱
提倡性革命和终结父权制的统治和压迫
如今，这一看上去激进式的观点
又被更激进的预言式的方式被重新提出
这里是黑匣子
一间收容着宇宙间各种非凡精神世界的博物馆
一个展览无数骇人奇迹的梦境陈列室
PS：本篇文章有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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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都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元，而现代家庭的结构是由婚姻制度完成的，它包含了一整套完整的家庭伦理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形成人类中最基础的社会稳定态，如今，这一构建系统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
Rembrandt -《The Wedding of Samson》1638
以上画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伦勃朗（Rembrandt）所描绘的《山姆的婚礼》（The Wedding of Samson），婚礼作为婚姻制度的仪式，一直以来在各个文化中都具有着某种神圣而庄重的意义。但这一对婚姻制度提出挑战的，正是来自法国新女权主义者于丽埃特（Juliette Sade），在她的新书《后众神时代》（The Post-gods Eepoch）中直截了当地描述了婚姻消亡之后的这样一幅社会场景：
“不再受到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旧的时代退回到历史中去，男女在自由中重新获得了新生。这种勃勃的生机，在一片崭新的曙光中，迎接着新黎明的重新归来。”
在这句话中“新黎明的重新归来”其象征实质是代表着“前古希腊时代”的某种社会关系。于丽埃特认为现代婚姻制度的消亡与女权主义的重新复苏有关，而在古老往昔岁月里，她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这种关系来自于人类神话早期关于原始自然神力的崇拜，它并也展现了性别地位的平等观念。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早期女性神并不亚于男性神，这其中暗含着早期人类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关系。
Artemis（Diana）
在更古老的前印欧时代，古老欧洲对女神的崇拜超过男神。人类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在她最重要的著作《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 unearthing the hidden symbol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对2000件象征文物及其西方文明根源的古信仰崇拜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古文明画卷。而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库尔干人的入侵，古欧洲文明被强行中断，欧洲世界才从此转变为男性统治。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 unearthing the hidden symbol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现代婚姻制度究竟是人类必然的产物还是仅仅是文化的产物？这是一个看上去挺棘手的问题，如果人类婚姻并不是建立在人本身的必然需求上，那么，婚姻制度被推翻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能？于丽埃特在书中用这个问题向人们的固有婚姻概念开刀，但实际上并不只有她最先提出来。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在1936年的著作《西方文明中的婚姻未来》（In The Future of Marriag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将婚姻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男人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妇女之间受法律或习俗承认的关系”。从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和各个不同文明的表现上来看，并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文化的通用婚姻标准。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 - 1797
而在一些更极端的婚姻反对言论中，她们甚至将婚姻比作“合法卖淫”。她们认为婚姻是一种基于传统性别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它促进并增长了男性对女性的优势和控制。这种权力动态将男性概念化为“公共领域运营的提供者”，将女性概念化为“私人领域运营的照顾者”。传统婚姻认为女方有义务为男性提供性行为，男方有义务为女性提供物质和经济支持，而这无疑被指责为与卖淫行为类似。18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及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第一个将婚姻比作合法卖淫的人。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曾说：
“我要求妇女独立，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生活，爱上她喜欢的人，或者喜欢她所喜欢的人，我要求行动的自由、爱的自由和作为母亲的自由。”
Angela Carter 1940 - 1992
但她在1910年又说道“在道德层面上指责女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是一个有多坚定的理由，区别仅仅只是她在婚姻之外去卖而已。”言下之意，戈德曼认为婚姻就是一种跟卖淫没有任何区别的事实。除此之外，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也曾说：“婚姻是女人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她在婚姻中所忍受的不必要的性别上的恶劣对待的总和可能比卖淫更多。”而英国当代女性作家安洁拉·卡特（Angela Carter）也曾说过：“什么是婚姻，就是卖给一个而不是许多个？”
虽然以上针对婚姻所责难的上世纪言论有些极端，但实在是揭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婚姻中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差异对待，其实跟男权主导的社会文化有关，在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下，卖淫这种行为也属于男权社会的畸形衍生物。
Magdalene Laundries in Ireland
除此之外，男权社会婚姻制度下对女性的迫害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迫害的理由总是依赖于对传统道德的维护，而非遵守这种道德制度的女人一旦犯错，将被判定为“堕落的女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爱尔兰，“堕落的女人”过去都是被用来形容妓女的称呼。在18世纪末，爱尔兰兴建了这样一个监护所，专门用于对堕落的女人进行收容。那些被抓捕的妓女被迫关押在监护所中，强迫在洗衣店内工作，这样的场所被称之为“爱尔兰的抹大拉的洗衣店”（Magdalene Laundries in Ireland）。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押堕落女人的判定标准被扩大化，凡是违背爱尔兰传统道德的妇女均将被关押于此。她们是未婚先孕的妇女、女性普通罪犯、孤儿、女精神病人和受虐待的女孩，甚至包括被认为是过度淫秽、风骚的女孩，也会被家人送到监护所，导致受残酷虐待和逼迫高强度劳作致死人数众多，据统计，约有3万多妇女曾被关押于此。1993年挖掘出藏有155具尸体的坟墓，直到2013年爱尔兰政府才正式道歉并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虽然针对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和丑恶现象的批评较多，将婚姻比作卖淫的论调过于激进，但于丽埃特却用一种有别与以上观点的角度来对婚姻制度进行了更深刻的当代反思，并且，她也发现：在当代世界中，婚姻已经开始步入了解体的征兆，这不是预言性的理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悄然变革。
Never underestimate a man's ability to make you feel guilty for his mistakes. - Rihanna
测算社会中的婚姻幸福指数，有一个数据指标值得进行参考，那就是离婚率。于丽埃特表示根据各国的统计标准和历年来的数据，通常离婚率有三个不同的指标，它们是：粗离婚率（Crude divorce rate）、细离婚率（Fine divorce rate）和离婚结婚比率（Divorce to marriage ratio）。粗离婚率是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细离婚率指年度离婚数与已婚妇女总数之比。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两种统计方法都存在很大的缺陷，不能有效反应社会婚姻的即时状态。在这一点，于丽埃特使用离婚结婚比率来进行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婚姻稳定态统计。
在这一数据指标的统计下，发现离婚结婚比率接近或高于50%以上（年度离婚人数接近或高于结婚人数）的国家基本上为女权主义较高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体系中，更具有多元的开放性、自由性、包容性。如美国（53%）、法国（55%）、英国（47%）、德国（49%）等，最高为比利时（71%），整个欧美国家达到40%以上。而比率较低的国家（30%-40%）主要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香港和韩国亚洲排名榜首。30%以下主要为中东、南美和非洲。
这当中数据亦不包括适龄单身人口、高龄单身人口和终生独身主义者，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婚姻制度的危机。通过其他相关数据可以显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婚姻稳定率与文明程度呈负相关性，而这一趋势有逐步上升的倾向，正如于丽埃特在书中所说：
“婚姻制度已趋近于逐渐解体，因为它所依赖的旧男女道德体系已经濒临于崩溃，新的男女道德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如果说现代婚姻制度为何还不消亡，那只能是旧的男性体制权力在当下无论是男女心灵中，还是在这坚固城堡的中心权力中，还占据着强大的位置，并新的制度的彻底形成还有赖于几个未完成的条件。但这种新型的男女关系实践却仍在人类群体中部分地发生和进行着。”
Frida Kahlo《The Wounded Table》1940
以上这幅画出自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与丈夫在1939年离婚后所创作的自画像《悲伤之桌》（The Wounded Table）。画中以地狱的方式展现了她的孤独与绝望，画中有人腿的桌子象征着破碎的婚姻家庭。由于弗里达不能生育，画中两个妹妹的孩子象征着她自己对生育的渴望，右边的鹿子是她最爱的宠物，象征其为她代孕，而旁边则是背叛她的丈夫的象征隐喻。破碎的婚姻加上病痛的折磨，致使弗里达多年后最终不堪忍受自杀而亡。
于丽埃特针对近现代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历史进行着更加详尽的叙述，如她所称，人类一直在试图冲破旧有的婚姻道德枷锁。她把这种行为分为建制性和自发性两种。在建制性中，通过会以国家的形式来试图干预婚姻和家庭系统，比如她提到社会主义对婚姻的管理和干预历史，而在思想领域中，共产主义甚至提出了消除家庭的建制模式。通过集体性的生活，取代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在初期通常表现为分配式家庭管理，而在更高级的形式下，将实现集体共同繁衍和共同哺育后代的共产式社会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消除了传统婚姻制度，将个人生活以及两性关系完全地共产化。于丽埃特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她认为未来的两性关系发展趋势，更依赖于自发性模式下的自然生长。
Jean-Paul Sartre and Simone de Beauvoir
她举出一个例子，指出上世纪所发生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引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之间的两性关系可能是未来男女关系模式中的雏形。他们终身未婚，但保持爱人关系，彼此之间有完全相互独立的空间和人际关系，并且都允许对方有足够私密的自由空间。
他们之间的故事向世人展现了相爱之人挣脱婚姻制度之外是可能实现的。在萨特晚年期间，已近痴呆，临死的最后几年，波伏娃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在他死后，波伏娃在1981年出版了自传《告别：对萨特说再见》（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书中说道：
“他的死使我们分开，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再见面。我们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才同意分开，这已经很不错了。”
《The Second Sex》1949
在萨特和波伏娃所生活的年代，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受到男权社会下保守主义者们的猛烈抨击，相较之于萨特，其中以对波伏娃的批评尤为最甚（这是一种典型的旧有道德主义者的枷锁和施加的不公正惩罚）。保守主义者们攻击她敌视男性，无视男女差异，破坏传统家庭观，其结果势必造成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于丽埃特说：“恰恰于此，男权社会的控制和权力就要走到头了。”
波伏娃1949年曾经在她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说过：“我们并非生而就为女人，而是被成为了女人。”这句话是波伏娃针对女性问题中最显著的一个观点，她认为女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模式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被生来的环境、社会和文化所塑造而成的。她力求女性的自我觉醒，因为女性已经在男权社会中被塑造成了弱势角色的刻板印象，要让她们自己挣脱出来是需要自我更强大的力量才能真正改变命运的，但是她又说，当她们意识到他们的角色并不是天生，而是被社会所塑造的，那么她离觉醒就不远了。
Sophia Tolstoy
在这部堪称当代最伟大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关于婚姻，波伏娃认为这几乎总是摧毁着女人，婚姻是一个压迫男女的变态机构。在这里，她认为婚姻不仅是女人的不幸，而男性也是这坚固的男权社会城堡下的受害者。她引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托尔斯泰（Sophia Tolstoy）在日记中写过的一段话：“你将永远在那里，你必须坐在那里。”她举出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在被禁锢在男权婚姻体制下的文豪妻子的例子，她只有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来排遣婚姻中所被固化的焦虑。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婚姻确实是不幸的，托尔斯泰晚年与其医生和女儿突然离家出走，在十天后于火车站逝世，尽管如此，他死之后，索菲娅也仍被告知不准接近丈夫的遗体。
《A Room of One's own》1929
而在波伏娃更早的时期，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1929年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就曾探讨过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化现象和女性自身定位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伍尔夫描绘“家庭天使”是女性气质社会化的产物。她认为，父权制对女性的性别期待经过社会化已为女性所内化，成为了女性生存的必备手册和知识：“要有同情心、温柔些、恭维；欺骗、用女性所有的技巧和诡计。别让人发现你有主见。最重要的是，要纯洁。”她提倡女性解放的方法是“杀死家庭天使”，也就是摆脱社会化的影响，鼓励解构男性女性气质，提倡双性同体学说。更有甚者，如切尔斯勒（Chesler）在《女性与疯狂》（Women and Madness）中试图证明：女性之所以想达到女性气质的要求，是为了面对失败、牺牲和严重的心理疾病，她主张摆脱角色的模式化。
Judith butler
以上这些女权主义者们仅仅只是论断式理论还是猜测？是否有可验证的实验数据可以说明？于丽埃特引用了一个当代著名研究来予以支撑这个论点。1990年，美国当代著名的儿童理论研究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一个在性别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她称自己的工作为“性别本体论的批判性系谱学”，在1990年发表了《性别烦扰：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并在1993年发表续篇《至关重要的身体：论对“性”的话语限定》（w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在结论中，她指出，无论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并不是制度、话语和实践的原因，而是结果。换句话说：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用她的话来说，是表演性的。她将此称之为“性别表演”，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这是她最核心的观念和结论。
这种颠覆性的研究将男女性别角色的传统论断釜底抽薪，按照于丽埃特的话来说：“旧道德主义者所持有的最引以为豪的最坚实的道德基础，被事实证明是虚无的，而以它所建立起来的婚姻制度，将会被迟到但从不会缺席的东风摧枯拉朽。”
于丽埃特认为解除婚姻制度唯一只剩下的障碍是子女抚养问题。她认为当婚姻消失之后，母亲将会重新获得生育主宰的权力，而传统观念中认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依赖于平衡的父母关系，事实上，这个结论现在已不成立，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的成长健康问题（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与双亲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差异，而是否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唯一因素，仅仅在于是否有家庭暴力，与双亲还是单亲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Kate Millett
以此仅仅只剩下的是经济能力的问题。于丽埃特举例认为这一重要观点不仅仅在于提出女性应当经济独立的主张，虽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提出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首要问题，同时于丽埃特也认为提出，当代女性作家、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指出的性别政治可能才是真正治本的措施。凯特米利特在她的重要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提出一个更具革命性的观点，她发问：“两性关系究竟能不能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米利特认为，之所以男权社会如此稳固，而女权运动如此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女性群体在许多公认的政治机构中没有代言人，所以，她们的地位才如此巩固，她们受的压迫才如此恒久。米利特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论现在看上去多么沉寂，性别统治却可能是我们这个文化中最具渗透力的意识形态，是最基本的权力概念。”
于丽埃特指出《性政治》的出版时代与当今世界大不同，虽然已有不少女性政治家进入到权力阶段，但事实上为女性所代言争取权利的女性政治家却少得可怜，她们被像螺丝钉一样卯进了更高层的男权国家机器的运作部位。但是她又指出女性权利从下而上的途径却仍然是开放的，至少在西方是开放的，这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女性主义者进入到政策建设层面。而这种政治权利的获得，将会为经济权利的获得提供更好的先决条件，女性步入经济独立的途径将会得到跟男人一样的对等。
divorce art
而在另一个预言下，于丽埃特认为未来的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将会使女性得到更大的释放，这种释放甚至可以将她们的抚养压力解放出来，在未来，生育和抚养后代将不再是一个生活压力的问题了。她指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专从抚养儿童的社会机构可能会孕育而出，而怀孕生子也并不一定需要真实的子宫，男人也可以随时以合法的手段获得自己的后代。
于丽埃特在《后众神时代》里解释说：男权社会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母系社会的全面兴盛，她认为关于古老人类的性别平衡将会重新莅临于世界。她认为，婚姻制度在过去是一种社会发展根基，而现在却成为了进步的羁绊。当男权思想主宰两性世界的时候，不仅女人是受压抑和控制的群体，男性也间接成为自己男权思想的受害者。解放女性不仅仅是针对于女性，男性也将会获得新生，彼时，远古的大地之母将会重新回到世界，将人类的福泽播撒到整片广袤的土地上。
Anselm Feuerbach -《Gaia》1875
事实上，生命科学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正在快节奏地冲破着一个又一个来自传统的固有观念，而婚姻制度的终结是开启一个崭新时代的大门。一切的社会制度都要随着新的生产力所延伸出的生产关系来决定。于丽埃特指出当代世界婚姻问题的种种现象，以及新型男女关系、多元化婚姻和各种独身主义者的兴起，都在预示着，并不是人们旧有的道德在降低，而是旧有的制度已跟不上文明的步伐，随着的大数据的揭示，未来这条路正在朝旧婚姻制度的终结走去，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民主自由化程度越高，受制于传统婚姻制度的人们越少：
“在非洲社会和中东非世俗化的穆斯林世界里，女人的生活是受到男性压迫和控制的，在那里，她们的离婚率最低，但是她们幸福吗？相反，虽然在欧美国家离婚率普遍居于全球高位，但是，这边的女性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自由和选择。所以，是道德在阻碍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还是制度在阻碍着人类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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